【应用人类学专题之二】国外应用人类学的两种研究策略
国外应用人类学的两种研究策略
石奕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是把人类学家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生活不尽如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生活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同时,应用人类学也从事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1]在人类学领域中,应用人类学是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目前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越来越多。他们参与社会规划和决策,处理与解决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改善当代的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政治和社会状况,促成有计划变迁,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付诸行动与实践。同时,在当代,由于应用人类学注重于生产决定、选择以及评估文化变迁过程中可资利用的知识,并把其转化为行动,从而也逐渐形成了价值中立的行动策略与价值介入的实践策略。
一、价值中立的行动策略
价值中立的行动策略是在芝加哥大学所从事的福克斯印第安人计划的基础上形成的。1948-1959年,芝加哥大学的索尔·塔克斯(Sol Tax)率领一些人类学家在美国衣阿华州塔马地区福克斯印第安人(The Fox Indians)中进行应用人类学研究。他们认为人类学家既要了解他们所研究的社区,探索事实和真理,也应该影响社区内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和方向,帮助社区发展和解决某一特定文化限定下种种问题。这后者,被称之为行动人类学(ActionAnthropology)。但是,在这样的行动中,人类学家采取的是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从事福克斯计划时,人类学家以社区的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作为行动的原则,所谓的“行动”就是促进社区的自决。索尔·塔克斯说:
在我们的行动计划中,要尽可能提供各种变通方法,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我们不必加以限制。之后,我们必须解除他人对印第安人自由选择的限制。我们要避免以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印第安人,但也不要留下真空让其他人来填补。我们的计划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它是一个行动的计划,不是停滞的计划;但它也是一个探索、倾听、学习和可以商量的计划。[2]
换言之,行动人类学注重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或族群的文化自觉与自决,重在说服教育,而不是指导。在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主要是根据基础研究的实际,提出一些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变迁方案,让变迁的当事人自我决定、从事选择并付诸实施。在这样的选择过程中,人类学家决不介入变迁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和对他们进行干预,而是以自我追随的方式来进行。
正因为如此,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主要采取“互动式的作业方式”来行动。也就是说,他们提供多种变迁方案,让福克斯印第安人自我选择与决定。由于人类学家原本提供的各种方案有着各自的目标,印第安人的自决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而当该社区的印第安人选定了一种方案后,与这一方案相关的问题就将会显现出来。据此,人类学家需根据此一方案再做一些相关的方案让当地人选择,在根据当事人的选择再做相关方案,并以此方式互动地连锁反应下去。换言之,行动人类学的做法是滚动式地尽量发现问题,发现什么是可能改变的,并尽量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对这些方案,人类学家不做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与选择、决定的工作留给要变迁的社区去做。
由此可见,行动人类学的研究是以目标导向的、渐进的、自我指导和建立在说服教育基础上的自我制约的过程。也就是说,行动人类学依据社区的文化变迁经验,逐步增加介入的速度与行动。这种行动是通过不断地反馈,使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互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尽量不介入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以充分发挥变迁社区价值体系的自我决定、自我指导、自我制约的作用。因此,整个的过程是由许多具体的行动构成,各种具体的行动通过反馈、互动而联系起来,但又和该社区的价值体系一致。
由福克斯计划发展出来的这种行动策略,现已成为美国应用人类学一种应用研究的常用策略。也有人开始把这种行动策略归纳总结和系统化,并形成一些社区行动计划的指导原则,以便以行动策略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在工作中加以运用与注意。根据人类学家巴格(W.K. Barger)和雷策尔(E. Rezal)的归纳,这种以行动策略为原则行事的社区行动计划的指导原则如下:
1、在辩识社会文化变迁的目标时,应明确地界定出要达成的结果;同时也应把伦理与责任明确地表露出来。
2、在评估环境时,应充分了解社会文化变迁是在一个文化体系中进行的重要意义;应把将直接受影响的子系统放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评价其得失。
3、在规划项目方案时,目标应该明确;应用研究者应具有妥协态度;应妥善组织好执行计划项目的各种人力和物质资源;应充分利用该文化体系本身的文化自觉或自我决定去刺激变迁和实施;在实施时要求有明确的行动;应能增进变迁;应统合好所有的应用性的活动;应明确各自的责任承担;计划项目或方案应能经受田野经验的考验。
4、在执行计划时,应使用网络的方法把握好社区内的各种关系;应该尊重变迁社区的异己观点;应维持有错必纠的弹性态度。
5、在评价计划项目时,要评价成果,评价成本-效益,评价概念与方法的效率,以及从中辩认出可使应用研究工作持续进行下去的潜在可能性。
6、在具备能胜任应用研究工作的能力方面,对自己及自己所订下的目标应有充分的信心;务必使行动的过程透明与清晰;选择自己能做好的部分先做好它;应利用已经存在的优点累积应用工作的能力;应把已存在的能力及行动灵活地组织起来使用;要求要有责任感;应妥善地维护人际之间的信赖感和研究的合法性;应具有务实的态度;应铭记事无大小都要以人的行动而不是以其意图来判断行事。
巴格和雷策尔认为,上述这些指导原则是在以行动策略从事应用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这些指导原则主要是为了能使社区行动计划成功而归纳总结的,但它仅是一种指导方针;计划能否真正获得成功,重要的是行动,也就是说,重要的是要以经验的过程来检验其得失。[1]然而,不管怎么说,行动策略应用人类学研究都是以能否刺激起将发生变迁的族群或社区出现自愿性变迁为最高原则的。
二、价值介入的实践策略
如果说价值中立的行动策略是在福克斯计划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那么,应用人类学的价值介入的实践策略就可以认为是在秘鲁安第斯高地上的维柯斯计划的基础上获得的。在维柯斯计划中,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采取的是一种积极参与价值介入的态度。他们认为,维柯斯的应用研究应该具备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通过积极参与和价值介入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的事务,指导当事人发生变迁,就能把人类学的知识转化为行动,就能推广、普及某些社会人文价值观,对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产生影响,促进其向好的方面变迁。在这一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人类学家也可以在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论研究方面获得很大的收获。
以这种价值介入的研究策略,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在秘鲁安第斯高地的维柯斯庄园从事了总目标为提高印第安人生活水平和政治能力的应用性研究,其包括了普及教育和提高识字能力、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以及传授农业生产新技术等在内。通过积极的价值介入,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家从1952年起开始参与维柯斯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全过程。他们既是社区变迁方案的设计者、执行者、行政管理者,也是印第安人的代理人、庇护者、指导者、对话者、仲裁人和方案的评估者。他们通过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产生了社区变迁方案,并通过不断地与印第安人对话、互动获得反馈,并根据此修正变迁方案,连锁反应与滚雪球似地形成一系列小规模的行动,同时也通过引进新技术与新的价值观,逐步引导与指导维柯斯印第安人,朝着人类学家与当事人共同预设的变迁方向发展,在权力转让,提高生产力水平,共享财富,改善卫生与福利条件与状况,增强该社区自我组织的政治机能,加强社区中民主决策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最终在1962年,维柯斯庄园的印第安人从原来的主人手中购下了庄园,从而确保了他们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使得他们在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帮助下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得以持续下去,生活方式得以长足进步。
维柯斯计划积极参与介入的策略,也导致了应用人类学中另一种策略取向的形成。最初人们把这种带着价值介入的应用人类学研究称之为“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Anthropology)。70年代晚期以后,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1)等的“实践理论”(Theory of Practice)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Jurgen Habermas,1929-)“新政治学”(New Politics)的影响下,这种积极参与的价值介入的策略,也转而形成与被人们称之为注重人类学实践(anthropological Praxis)的实践策略。[3]
以实践策略作为原则的应用人类学家认为,只有让理论指导实践活动,并且让知识返回到它起源的原点上进行运用,研究主题的重大意义才能发生。因此,他们认为,在应用人类学研究中,应该竭尽主客观的可能性把人类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行动,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实际问题。同时,他们也认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应用工作中充分发挥人类学的特色与特长,唯有这样,才能使应用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应用知识与方法区别开来,以获得更加切合实际和更有成效的结果,从而才能使应用人类学在激烈的应用知识市场的竞争中更好地推销自己,而乐于被人们所接受。
正因为此,以实践策略为原则从事应用人类学工作的人类学家,往往比较注重应用研究的人类学特征。他们明确地提出,应该尽量完整地描述整个运用人类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与当事人对话交流的过程,并要求人类学家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一一点明,以显示与其他学科的区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践策略的应用人类学蓬勃发展,这一派别的人类学家不仅提供解决社会问题所急需的知识,而且通过积极参与介入,把这些知识送回它产生的原点上,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并通过对话式的交流,以克服与实际不符的观念和行动,使社区能合理地变迁与发展。在这样的发展中,这一派别的应用人类学为了便于应用研究和规范应用研究,使各种类型和层次问题的解决都遵循相同的程序或阶段进行,也逐步理出了一套基本的程序与步骤来。根据沃尔夫(R. M. Wulff)与菲斯克(S. J. Fiske)的归纳与总结,实践策略的应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的基本步骤大致如下:
1、通过信息的调查去界定需求与问题,提供选择的方案。确定是什么样的问题和确定需求的特性是什么?确定是哪些人的问题与需求?确定问题的大小幅度?问题出在何处?有哪些人卷入其中?
2、从众多可行性方案中选择其一以确定政策方向。分析与确定可以做什么?对与问题相关的系列因素加以分析后,对可行性方案进行再分析;各种供选择的变迁方案的预期效益及结果如何?不同群体的成本-效率如何?与问题相关的外在条件的限制如何?方案的危害性效应是否最小?方案是否公平?等等;解决问题的方法行得通吗?方案应如何付诸实施?仔细考虑过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逻辑、法律、宗教、政治或其他方面的障碍吗?
3、决定做什么及如何做,确定实践方式的规划及执行。为了使选定的目标的顺利达成,哪些程序及行动过程可以设计出来?目标应该针对哪些群体?执行计划方案时有哪些优先的顺序?采取哪些行动更符合选定的目标?是训练计划?还是采取服务交付的方式?或是其他方式等?
4、评价所发生的结果:变迁过程生效了吗?有效率吗?人类学家价值介入的行动产生了哪些效果?是否有非预期的结果出现?计划方案是否达到目的?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是成功的?在什么样的层次上是失败的或无效的?人们全力以赴所产生的成果都具有合法性吗?等等。[4]
上述为以实践策略为原则从事应用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基本程序或步骤。当然,这些步骤或程序也不是固定不变和没有弹性的。上述的程序或步骤完全可以自由地组合。换言之,只要应用研究的不同组合能充分地体现人类学的特长,能够体现实践策略的价值介入、理论指导实践的解决问题方式,都被认为是符合以实践策略为原则的应用人类学研究。
三、余论
综合上面两种研究策略看,虽有的号称“价值中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价值中立”也具有某些“价值介入”的意涵,因为这种策略也是希冀被研究的社区或族群能发生变迁,只是其强调变迁过程中发生变迁的主体也是决定其是否变迁的主体。另外,我们从价值介入的研究策略看,虽他们强调外人(如人类学家)的介入,但在变迁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尊重变迁主体自觉的现象存在。换言之,即便是强调人类学家的介入,但也十分注重变迁当事人的文化自觉与自决,而绝非外人(如人类学家)完全包办。总之,这两种研究策略虽有介入侧重与程度的差别,但都表明应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应尊重变迁当事人的文化自觉与自决。
然而目前我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虽已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其多是那种政府买单,政府推行的一些应用研究,虽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都具有太多的外力介入,甚至有强制变迁与干涉变迁,以及忽视变迁主体文化自觉与自决的问题与毛病存在,因此,上述国外的两种应用人类学应用研究的策略与做法,完全能为我们在国内发展应用人类学起到启示与效仿的作用。
参考文献
[1]、Barger,W.K. & E. Rezal :Processin Applied Sociocultural Change and the Farmworker Movement in the Midwest.Human Organization 44:268-283,1985.
[1]石奕龙:《应用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2] Tax,Sol: The Fox Project. Human Organization 17:17-19.
[3]韦恩·沃里著,林曦译:《实践的应用人类学》,《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175期(1993年5月1日)。
[4] Wulff,R.M., & S.J.Fiske: Anthropological Praxis :Translating Knowledge into Ac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1987,pp.3-10.
作者简介:
石奕龙 ,1984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民族史专业,历史学硕士。现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汉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民俗学、应用人类学和百越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
文章来源:本专题文章均转自陈刚主编《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所有版权归属原作者和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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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作者简介:
《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和在中国的实践文集》
作者: 陈刚 著
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作者简介:陈刚
陈刚博士,1983年7月兰州大学外语系本科毕业,1993年8月 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2000年6月获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2000年5月~2004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营养学系博士后。先后担任西安交通大学讲师、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行政助理 、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助教、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访问教授、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CMC 公司高级文化咨询顾问、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客座教授等职,2007年10月被聘为云南财经大学应用人类学学学科首席教授,负责组建跨学科的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在美期间, 参与并共同主持了美国农业部资助的三个跨学科、跨州的食品安全研究项目。在《美国营养学协会杂志》等刊物独立或合著发表论文多篇,其中6篇被SCI收录;共同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人类学》;独立或参与完成中文及英文教材9部;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人类学,饮食、食品安全卫生行为与文化,发展人类学与文化旅游开发,宗教与仪式,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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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人类学之夏】
期数:2017年第15期
总期数: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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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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